当前位置：网站首页 » 热点 » 内容详情

铨叙军衔最新视觉报道_铨叙军衔是什么意思(2024年11月全程跟踪)

内容来源：奇优电影院所属栏目：热点更新日期：2024-11-26

铨叙军衔

1945 年，蒋介石见军统日益坐大，成立五人小组监视军统。戴笠没想到，他的结义兄弟胡宗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。年初，中统头目徐恩曾被蒋介石突然撤职，戴笠的对手倒台，军统局帮办唐纵向戴笠道喜，戴笠却有鸟尽弓藏之感。唐纵是军统元老，但后来和戴笠关系微妙。他在侍从室工作，被蒋介石派去插手军统事务。唐纵在黄埔时爱告密，被同学称为“唐报告”，实操成绩差。他对戴笠来说就是“监军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军统局长钱大钧被调走，戴笠没被扶正，只得了个“中将代局长”，铨叙军衔还是少将，他有了危机感。同时，蒋介石成立“五人小组”对付军统，成员有蒋介石、唐纵、钱大钧、宣铁吾、胡宗南。钱大钧和戴笠有仇，戴笠曾在“西安事变”后告密钱大钧，钱大钧靠伤口解除蒋介石的怀疑，对戴笠很愤怒。宣铁吾是戴笠死对头，他打击军统特务私运货物，和戴笠闹得很僵。蒋介石让宣铁吾当上海警察局长，限制军统上海办事处活动。蒋介石把胡宗南拉进小组，既方便对付戴笠，又能试探胡宗南。胡宗南是“天子第一门生”，肯定选择蒋介石。唐纵和戴笠貌合神离，据说小组是他提议设立的。 1946 年初，国民党内要求裁撤中统、军统，蒋介石又设“八人小组”改组“两统”，主要针对军统。八人中有戴笠、郑介民、唐纵是军统系统，但关系微妙，另外五人都和戴笠不和。戴笠势单力孤。3 月初，蒋介石让戴笠回重庆参加会议，戴笠预感不妙，3 月 12 日离开北平时像在交代后事。五天后戴笠坠机身亡，蒋介石对此喜忧参半。

1940年，刘文辉的侄子、川军军长刘元瑭带着部队投靠胡宗南，不想一路逃散大半，胡宗南大骂说：“刘军长，你的兵呢？就这么点人枪，是来烧火的吗？” 刘元瑭的父亲刘文运是刘文辉的二哥，在刘文辉得势后，刘家子弟“鸡犬升天”的不少，刘文运的八个儿子，有六个给刘文辉当差。刘文辉是四川军阀，其势力全盛时期，占据七十多个县，拥有140多个团，近二十万众，实力凌驾于刘湘、邓锡侯、杨森、田颂尧、李家珏、罗泽洲等军阀之上。刘文辉的发迹，是离不开刘湘的，他比刘湘小七岁，但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幺爸。本来，刘湘、刘文辉既是亲戚，又是盟友，相处的很不错。但在刘文辉后来居上后，野心勃勃，想一统四川，和刘湘的矛盾迅速激化，继而在1932年冬，引发了“二刘大战”。论地盘、兵力、人口等，刘湘和刘文辉差距不少，但刘文辉过于强势，将邓锡侯、杨森、田颂尧、李家珏、罗泽洲等大小军阀惹了个遍，与其说是“二刘大战”，不如说是以刘湘为盟主的川军联军讨伐刘文辉之战。刘湘加上几个军阀的兵力，实力就在刘文辉之上了，战至1933年夏，刘文辉失去大部分地盘和兵力。陷入绝境的刘文辉，在退守西康后，一面让大哥刘文渊劝刘湘不要豆箕相煎，一面向刘湘通电认错。刘湘也不想致刘文辉于死地，对刘文渊说：“我幺爸腰杆不能硬，硬就要出事。我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总是一家人吗。” 就这样，“二刘”罢战休兵，握手言和，此后刘文辉盘踞西康之地，直到1949年。经此一战，刘文辉元气大伤，也变得不轻易相信别人。 “二刘大战”中，刘文辉损失的十几万部队，大部分不是被打垮，而是被部队长们带着倒戈了，有了这个前车之鉴，刘文辉在恢复元气，补充部队时，优先使用刘家子弟，毕竟老话说得好，“上阵父子兵，打仗亲兄弟”。刘元瑭是刘文辉重点培养的刘家子弟，他在1928年时，还只是刘文辉军部的警卫营长，可在刘文辉退守西康后，升迁速度明显增快，到了1935年，成为川康边防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旅旅长。红军长征入川进入会理一带时，刘文辉在老蒋的命令下，派刘元瑭率部去拦截。刘文辉为了保存实力，叮嘱刘元瑭不要主动出击。老蒋为了分化刘文辉的部队，给刘元瑭专门发去“宣慰”性质的电报。刘元瑭收到老蒋的电报后，变得很是积极。尽管刘元瑭在和红军作战中，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，但老蒋却从中嗅到了此人可以拉拢过来的信息。战后，老蒋不仅未追究刘元瑭兵败之责，反而直接以军委会的名义，将刘元瑭升任二十四军（军长刘文辉兼任）的137师师长。 1936年，老蒋特批刘元瑭去陆大班深造，并晋升陆军少将。当时，川军将领的铨叙军衔普遍低，职务是少将师长的，大部分铨叙军衔都是上校，即便是这时的刘湘，也只是“中将加上将衔”，像刘元瑭这样铨叙、职务军衔都是少将的川军将领，并不多见。从陆大毕业后，刘元瑭奉命率部驻防成都西南的双流。老蒋为了将刘元瑭的部队从二十四军彻底脱离出来，下令以刘元瑭的137师、公秉藩的34师合编为新编十二军，由刘元瑭任军长。 34师是陕军部队，属于胡宗南防区的。胡宗南以此为由，派人催促刘元瑭，让尽快率137师入陕，以便统一指挥。当了中将军长的刘元瑭，志得意满，决定彻底脱离刘文辉的节制，下令手下的团、营长收拾行装，准备开赴陕西。 137师的团长毛国懋、杨开域跟随刘文辉多年，在刘元瑭被任命为军长后，感觉不对劲的刘文辉，曾密告毛国懋、杨开域，说若情况不对，不用再请示，即刻把部队拉回西康。一天，刘元瑭带着几个亲信去成都玩乐，彻夜未归，毛国懋、杨开域见机会来了，带着两个团的人马连夜往西康疾行而去。等刘元瑭得到消息，返回双流师部时，毛、杨两团早就走了七八十里。137师是“三团制”，两个团被拉走后，剩下吴傅鑫团的官兵也是人心惶惶，不到几天，也跑掉了好几百人。无奈之下，刘元瑭只得带着剩下的官兵入陕。到西安后，胡宗南见刘元瑭只带过了千把人，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质问刘元瑭把兵带到哪去了。刘元瑭还没解释几句，胡宗南拂袖而去。失去利用价值的刘元瑭，遭到胡宗南的冷遇，尽管他军长的头衔还在，但胡宗南开会从不叫他。至于名义上归刘元瑭节制的34师，上至师长公秉藩，下至普通士兵，根本不把他当回事。跟着刘元瑭到西安的手下，受尽歧视，因时常被拖欠军饷，吃饭都成问题。不到半年时间，不仅士兵跑了大半，连团长吴傅鑫，营长何义伦、吴洪恩等刘元瑭的亲信，都悄悄返回了四川。胡宗南见刘元瑭成了光杆军长，报请军委会同意后，撤销了新编十二军的建制。丢了部队，又失去了军长头衔的刘元瑭，不得不逃回西康，去雅安向幺爸刘文辉请罪。刘文辉将西康任职的刘氏子弟召来，当着众人的面说：“元瑭是刘氏族人中主动投靠蒋介石的第一人，希望也是最后一人。” 这话等于断绝了刘元瑭重掌兵权的可能，表面上，刘文辉原谅了这个侄子，但却也将他打入另册。

1945年，蒋介石见军统日益坐大，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进行监视。戴笠万万想不到，他的结义兄弟胡宗南，也是成员之一。年初，主持中统（含调查科时期）十五年之久的徐恩曾，被老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职，让他在三天内和接任者叶秀峰交接完毕。中统和军统争斗多年，为了对付徐恩曾，戴笠没少搜集材料向老蒋打报告。徐恩曾倒台后，军统局帮办唐纵皮笑肉不笑的向戴笠道喜，戴笠打了个哈哈，内心却有鸟尽弓藏之感。唐纵是军统元老，“十人团”成员之一，但在进入侍从室任主管情报的少将组长后，和戴笠的关系日益微妙。抗战中后期，老蒋见军统的势力不断膨胀，心生警惕，便让唐纵插手军统事务，给了他一个“帮办”的头衔。唐纵是黄埔六期生，在校期间就爱记录同学们的言行，发现不对劲的就去告密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唐纵爱告状事流传开来，同学称他为“唐报告”。唐纵平日夸夸其谈，理论考试成绩也很好，但因身体协调性差，步兵操练等实训科目的成绩是垫底的存在。有同学调侃说：“我们的唐报告，总说他文能安邦，可为何连靶子都打不中呢？” 在侍从室和军统局本部两边跑的唐纵，对戴笠而言，就是老蒋派来的“监军”。搞特务活动，唐纵不如戴笠，但若论城府和打小报告，那就是戴笠不如唐纵了。抗战胜利后，兼任军统局长的侍从一室主任钱大钧icon，被调去上海icon任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。侍从一室主任由晋绥军icon出身的商震icon担任，当时老蒋已决定改组侍从室，因此商震只是个过渡，自然也不会兼任军统局长。戴笠一直是以副局长的身份，主持军统事务，在钱大钧走后，他眼巴巴等着老蒋将他“扶正”，不想老蒋考虑后，给了戴笠一个“军统局中将icon代局长”的身份。“中将代局长”只是职务军衔，戴笠的铨叙军衔依旧是少将，这让他大失所望的同时，也有了危机感。与此同时，老蒋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军统的“五人小组”，老蒋自任组长，其余四人为唐纵、钱大钧、宣铁吾icon、胡宗南。钱大钧和戴笠早在“西安事变icon"期间，就结下了仇怨。事变后，戴笠向老蒋告密，说钱大钧知情不报，和东北军icon似有暗中往来。老蒋大怒，召来钱大钧质问，钱大钧撕开上衣，露出前胸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。伤口是“西安事变”当天，在华清池icon保卫老蒋的钱大钧，被东北军士兵的流弹射穿前胸所致。看了钱大钧的伤口，老蒋顿时气消了。第二天，钱大钧又把受伤时的血衣拿给老蒋看，老蒋颇有些尴尬，连连摆手，示意此事就算翻篇了。解除老蒋对他“信任危机”的钱大钧，在得知是戴笠背后搞鬼时，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。宣铁吾有黄埔一期生，浙江人，老蒋的原侍卫长、蒋经国icon的密友等“多重光环”，属于蒋氏父子都信任的人，他是戴笠的死对头。戴笠在抗战中期，曾兼任“财政部缉私署长”。1943年，鉴于军统大小特务，架着缉私署的名义，大肆贩运货物牟利，老蒋改派宣铁吾为缉私署长。宣铁吾对军统特务向来没有好感，到任后联合黄埔一期同学、宪兵icon司令张镇，对军统特务私运货物的行为进行打击，查扣了大量货物，也抓了不少的特务。戴笠去找宣铁吾、张镇活动，两人根本不买他的帐。气急败坏的戴笠，派特务搜罗一番后，拿着几个宪兵和特务勾结运货的证据去找张镇，意思是大家都是彼此彼此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。张镇大怒，下令将犯案的几个宪兵执行枪决。戴笠见状，只得悻悻离开。本来，宣铁吾、张镇打算狠狠的杀一下军统的气焰，但老蒋不愿事情闹得太大，写了手令，最后以枪决了十几个小特务了解了这场风波。抗战胜利后，戴笠想让军统的人担任上海警察局长，但老蒋大笔一挥直接圈定了宣铁吾。钱大钧、宣铁吾去上海，自然不会给戴笠好脸色，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活动，长期受到限制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老蒋竟然将胡宗南也纳入了“五人小组”。胡宗南和戴笠是结义兄弟，互为援手多年，知晓戴笠极多的机密。老蒋将胡宗南拉进来，一来，对付戴笠就要方便不少；二来，也可以试探一下胡宗南。对胡宗南而言，尽管他和戴笠交情匪浅，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“天子第一门生”。在老蒋和戴笠之间，胡宗南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老蒋。至于唐纵，本就和戴笠貌合神离，有说法称“五人小组”的设立，就是唐纵的提议。到了1946年初，由于国民党icon内要求裁撤中统、军统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老蒋又设立了“八人小组”，专门负责改组“两统”。中统的膨胀速度，远不如军统，因此这个“八人小组”，主要是针对军统的。八人小组的成员是：宣铁吾、陈焯icon、李士珍icon、黄珍吾、叶秀峰、戴笠、郑介民icon、唐纵。八人中，戴笠和郑介民、唐纵属于军统系统，但彼此间关系微妙，另外五人，都和戴笠不和。这个以改组“两统”为目的的小组，戴笠显得势单力孤，并无多少话语权。 3月初，老蒋去电戴笠，让他尽快回重庆icon参加“八人小组”会议。预感不妙的戴笠，在3月12日离开北平icon时，和送行的郑介民等人聊天时，语气如同交代后事一般。五天后戴笠坠机身亡，这个结果，对老蒋而言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

在 1948 年初，全国五大战场上，校长弄出了四个“剿匪总司令部”，也就是某地“剿总”。这“剿总”可是战时高级统率机关，能管辖区内所有军政单位，权力超大，影视里也常演。奇怪的是，四个总司令里，卫立煌、傅作义、白崇禧这三个都不是校长嫡系，他们抗命的事儿常有，这说不定也是蒋军最后失败的一个原因。这是为啥呢？得先清楚，“剿总”比抗战时的“战区”级别高，是从“行营”和“行辕”变来的，总司令的级别相当高。蒋军打仗咋样先不说，规矩条例当年可很正规，“剿总”总司令得符合三条硬杠杠：一是抗战时得当过战区司令长官或更高级军职，得有指挥大兵团的实战经验；二是在军队里得有威望，不然下面将领不服；三是必须是上将级军官，得是陆军二级上将起步，因为当时蒋军高级军衔太泛滥了，铨叙中将或职务中将太多，总司令没三颗星以上陆军上将的军衔，根本镇不住。这三条可把校长难住了，又要能打，又要听话，还得够级别，“剿总”总司令的人选范围一下就小了很多。要命的是，最听话的黄埔生将领，因为资历和军龄不够，到 1948 年，没一个正儿八经的陆军二级上将。像胡宗南刚是“陆军中将加上将衔”，杜聿明、关麟征、宋希濂、范汉杰等黄埔一期生才刚到“陆军中将”，都不行，都被淘汰了。而陆军上将里大多是资历深的杂牌将领，不听话。老蒋就两难了：能打的不听话，听话的不能打。 1948 年各战场形势不好，只能先选“能打的哪怕不太听话的”，还为了让桂军和绥远系杂牌出力，就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，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。半嫡系的卫立煌，军衔是陆军二级上将，又当过远征军司令长官，就成了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合适人选。但他们不听话的后果很严重，作战调兵时老不服从南京命令，把校长气坏了。 1948 年 6 月组建徐州剿总时，“必须听话”成了首要条件。本来白崇禧合适，但不听话被否了，就选了陆军二级上将刘峙，为啥是他呢？在上将里，真正听话的嫡系就是黄埔教官出身的“八大金刚”。钱大钧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，陈继承只是陆军中将，还都不太能打，就淘汰了，剩下何应钦、陈诚、顾祝同、张治中、蒋鼎文和刘峙。何应钦失宠且刚回国任防长，不行；陈诚因东北大败在医院躲风头，不方便；顾祝同要接“参谋总长”，不可能；张治中是“和平将军”在西北，不考虑。顾祝同就说：“蒋鼎文夜嫖日赌，比较起来还是刘峙好些”，所以选刘峙当徐州剿总总司令，校长当时也是没办法了。

淮海风云下的人物命运与蒋介石的凉薄 1949 年 1 月，杜聿明在战场上被俘，其命运的转折令人唏嘘。他的妻子曹秀清满怀期望与忧虑前往南京求见蒋介石，却遭遇了令人心寒的冷遇。黄埔系将领们目睹此景，纷纷为杜聿明鸣不平。一位将领忍不住叹道：“老杜为校长拼死奋战二十余载，此次突围因身体原因被俘，校长竟对其家属如此冷漠，实在是有悖情理。” 回溯往昔，就在杜聿明被俘前两个月，蒋介石为了让这位得力门生全力卖命，还特意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主持杜聿明母亲的祝寿仪式。蒋经国的出面使得上海军政界人士心领神会，纷纷奉上厚礼。就连杜月笙等青帮大佬也都携带重礼亲临祝寿现场，那场面可谓是热闹非凡，尽显对杜家的敬重与拉拢之意。然而，时过境迁，当杜聿明在陈官庄兵败被俘后，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曹秀清从上海匆匆赶到南京，欲踏入“总统府”面见蒋介石，却被侍从官无情地阻拦在门外。曹秀清悲愤到了极点，在门口哭诉道：“他已病入膏肓，仍在前线为你们浴血奋战，如今生死未卜，你们却这般不闻不问，世间哪有如此行事之人！”她的哭声与喊声引来了众多路过的军政人员驻足围观，不一会儿便聚集了数十人。蒋介石的老侍卫长俞济时见状，赶忙上前好言相劝，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将曹秀清劝离。次日，上海、南京的诸多报刊纷纷刊载了“杜聿明妻子大闹总统府”的文章，这使得蒋介石陷入了极为被动的舆论境地。蒋军的黄埔将领们，尤其是一期生，大多对杜聿明和曹秀清的遭遇深表同情，皆认为校长此举实在是不地道，有失风范。当然，也有个别将领试图为蒋介石开脱，称：“杜光亭此次折损了几十万大军，老头子正在气头上，故而才冷落了他的家属。”但这种说辞并不能平息众人心中的不满。更有知情将领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杜光亭被俘，黄百韬、邱疯子战死沙场，如此大败，为何徐州‘剿总’总司令刘峙却毫发无损？” 这“刘总司令”刘峙在徐州解放前夕，尽显其自私与怯懦。他深知徐州“剿总”的部队情况复杂，自己难以应对。杜聿明虽兼任“徐州前进指挥所”主任，但实际上他能指挥的部队仅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、黄百韬的第七兵团、李弥的十三兵团、孙元良的十六兵团。而像冯治安、刘汝明、李延年等人，他们既是绥靖区司令官，又挂名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，与杜聿明在职务上平级，且冯治安、刘汝明还是“中将加上将衔”，军衔比杜聿明的铨叙中将还高半格。后来被派往徐州战场的黄维的十二兵团，更是直接归南京“国防部”指挥。辽沈战役打响后，杜聿明被蒋介石调往东北参与指挥战事。待东北解放，杜聿明组织完葫芦岛十余万蒋军的撤军，返回徐州时，黄百韬兵团已在碾庄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合围之中。黄百韬兵团覆灭后，“徐州前进指挥所”所剩的三个兵团中，只有邱清泉兵团算得上主力。孙元良兵团的两个军多为“两师制”的川军，算上兵团直属部队，总兵力不过四万多人；李弥兵团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，从徐州撤退时，也仅有五万余人。刘峙对徐州“剿总”的家底了如指掌，在救援黄百韬兵团失败，黄维兵团又被围之后，他对整个战事彻底失去信心，一心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，逃离战场。刘峙与“国防部长”何应钦、“参谋总长”顾祝同私交甚笃，于是他向南京发去电报，称李延年、刘汝明的部队已撤至蚌埠，为便于指挥，应设立“蚌埠指挥所”，并推荐李延年为主任，刘汝明为副主任。在“蚌埠指挥所”获批设立后，刘峙又致电南京，以刘汝明资历深厚，恐李延年难以指挥为由，决定亲自前往蚌埠坐镇，协调二人关系。何应钦、顾祝同明知这是刘峙的脱身之计，却都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“国防部”的名义回电同意。刘峙接到回电的当天，便迫不及待地乘坐飞机离开了徐州，临行前还安排“剿总”办公室主任郭一予代为处理日常事务，并暗中监视杜聿明的一举一动。郭一予本不情愿，但刘峙许下空头支票，称待徐州部队南撤后，会向南京保举他担任绥靖区司令官。郭一予被这一承诺迷惑，满心欢喜地留了下来。多年后，在功德林改造期间，郭一予每每提及此事，都对刘峙的欺骗行径大骂不止。淮海战役结束后，蒋介石气急败坏，想起在蚌埠逍遥自在的刘峙，下令将其“撤职查办”。事实上，撤职确实执行了，而查办之事却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不了了之。刘峙仍不死心，在南京解放后，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儿女前往广州，试图找何应钦、顾祝同帮忙谋个差事。然而，此时的何应钦已辞去“行政院长”“国防部长”等职务，自身难保，表示无能为力。顾祝同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刘峙，蒋介石对他极为不满，他能继续保留二级上将的头衔而未被进一步查办，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见在大陆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，刘峙便携家人前往香港，在香港停留一年多后，又辗转前往印尼。后来，在何应钦、顾祝同等人的求情下，蒋介石得知刘峙在印尼一所华侨学校当老师，生活颇为艰难，怒气渐消，最终同意刘峙前往台湾。刘峙抵达台湾后，虽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顿，但还是获得了一个“上将战略顾问”的头衔，靠着领取薪水勉强维持生计。曹秀清带着家人前往台湾后，同样备受冷遇。幸得张群看不过眼，为曹秀清找了一份收发信件的工作。曹秀清靠着这微薄的收入，艰难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。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后对待杜聿明家人和刘峙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引发了众人的非议。有人不满地叹道：“看来，为蒋家效力，只有战死沙场才会被认可。” 1963 年 6 月，历经磨难的曹秀清终于来到北京，与杜聿明团聚，陪伴他度过了人生的后半段时光，也为这段充满波折的历史画上了一个略带温情的句号。#历史#

1927年初，张宗昌得知陈调元派人和北伐军联系后，写信劝说：“蒋介石利用你只是一时，你我兄弟都是臭鱼烂虾，烂死一窝，臭死一堆。” 几个月前，浙江省长夏超起兵响应北伐失败，被枪杀后首级送到孙传芳的军舰上，孙传芳确认后，让人将首级抛入江中。夏超被杀后，孙传芳派一个师的嫡系部队，暂时控制了浙江的局势。不久后，孙传芳见江西、福建战事不利，下达了总撤退令，退守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。孙传芳这个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，一下丢掉了两个省的地盘，颇有点名不副实了。随着连吃败仗，“五省联军”内部分崩离析，闽军总司令周荫人按照孙传芳保存实力的指令，带着残部退入浙西。北伐军占领福建后，先头部队进入浙西，因孤军冒进，被周荫人的部队打了个伏击，损失了一个团。孙传芳见周荫人打了胜仗，去电嘉奖，并让他把司令部迁到杭州去。夏超起兵时，孙传芳调驻守南京的孟昭月师前往镇压。事后，孙传芳将兼任的浙军总司令一职交给了孟昭月。孟昭月为人贪婪短视，得知周荫人要到杭州，担心被抢了地盘和职务，怒气冲冲的给孙传芳去电，以辞职为要挟，抵制周荫人前来。放在平日，以孙传芳的性格，必然要收拾孟昭月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焦头烂额的孙传芳，只得强忍怒火，一面安抚孟昭月，一面取消了周荫人去杭州的命令，让其把司令部设在金华。这时的孙传芳，心存幻想，认为还有和北伐军决战的实力，他将残余的“五省联军”部队进行了整编，进行了一番人事大调整。整编后，“五省联军”辖十四个师外加四个独立旅，兵力约十六万，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军事集团。控制的三个省中，孙传芳最担心的是江西，一方面，北伐军已从西、南两面准备入赣，另一方面，孙传芳对赣军总司令陈调元很不信任。陈调元外表看似憨厚，其实心眼很多，是个见风使舵之人。陈调元自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，先是在皖军任职，直皖大战，直系获胜后，他又转投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，担任徐州镇守使的要职。第二次直奉大战，直系落败，奉军张宗昌部数万大军南下，齐燮元大惊失色，让陈调元率部抵抗。陈调元则一枪不发，将徐州拱手让给了奉军，摇身一变，成了江苏军务帮办。张宗昌在占领江苏、上海后，并未谋得江苏军务督办的头衔，这个职务，张作霖给了亲信杨宇霆，张宗昌率部进入山东，成了山东军务督办。杨宇霆到任后，对陈调元疾言厉色，有撤换之意。在孙传芳起兵反奉时，陈调元率部倒戈，将孙传芳迎入南京。及至“五省司令部”成立后，陈调元因功担任皖军总司令。陈调元的倒戈历史，让孙传芳对他始终心怀戒备。在南昌、九江被北伐军占领后，皖军王普的防区成为一线战场。王普此人，贪生怕死，只因是原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女婿，靠着关系才担任军职，在北伐军的进攻下，王普带头逃跑，所部一触即溃。北伐军将领万耀煌讥讽说：“皖北的士兵勇敢的紧，是一群老虎，而王普本人只能算一只老鼠，以鼠率虎，安能取胜？” 陈调元得知前线大败后，有了再次倒戈的念头，当得知北伐军占领九江，任命贺耀祖为警备司令后，连忙写了封信让亲信送去，并说：“贺耀祖和我有师生之谊，让他帮我和蒋总司令（蒋介石）联络。” 为了对付北伐军，孙传芳和张作霖和解，达成军事联盟，由奉系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派军南下助战。陈调元和张宗昌很熟悉，两人早年就是酒肉朋友。有一次，张宗昌和陈调元在花楼喝醉了，出钱给一个叫花四宝的青楼女子赎身，并将她送给了陈调元当四姨太，可见两人关系之深。有人向张宗昌告密，说陈调元和北伐军的贺耀祖等人有秘密往来，张宗昌并未告知孙传芳，而是给陈调元写了封信。内容大意是，大家都是北洋老人，即便投靠北伐军，也不会得到重用云云，在信的最后，大老粗的张宗昌来了一句“你我兄弟都是臭鱼烂虾，要死也得死一块。” 说实话，张宗昌这个劝人的水平，还真不如不劝。陈调元一面回信给张宗昌，信中信誓旦旦的说绝无倒戈的意思，一面加紧和北伐军联系。 1927年3月，陈调元正式倒向，宣布就任北伐军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，他对手下说：“北方的张大帅，宁折不弯，我这个人是宁弯不折。” 陈调元倒向，使得安徽很快落入北伐军手中，四面楚歌的孙传芳，不得不选择将部队撤到江北。在一次战斗中，陈调元的部下抓了孙军的一个叫武尧寰的副团长，武尧寰向陈调元表示愿意回去招揽其他孙部军官。陈调元大喜过望，将武尧寰释放。武尧寰回去后，到处对人说：“陈调元这个人一点义气都不讲，我们就算投降，也不能去投他。” 陈调元在去见蒋介石时，将所部的重型火炮二十多门全部上交，作为见面礼。这个举动，让向来歧视杂牌的蒋介石，对陈调元有了很好的印象。 1927年8月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，在向浙江省主席周凤岐索要经费时遭绝。陈调元则亲自带着十万大洋，去溪口送到蒋的住所。陈调元的这个投资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，杂牌出身的他，在1935年军衔改革的首次授衔中，铨叙为二级上将。